“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,自我愈是溃散。我尝试了迁移疗法,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。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。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。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,不算差——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,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。我很邋遢,但不肮脏,人们愿意关心我。”
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,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。“我觉得要是回去了,就再也出不来了。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。我已彻底绝望,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。”到了1973年,“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,人们都在庆祝,我问怎么回事,他们说越战结束了。我说:‘哦,那太棒了。’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,发生了什么事,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。”然后天气愈来愈冷,罗杰斯没有外套。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。“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,要是接近别人,就会吓到他们。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,可能令人很恶心。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,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,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。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,我就会逃之夭夭,让他们找不到。但他们没这么做,他们一直看着我,等到我有了准备,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。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。”
罗杰斯的个人体验,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。“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,”罗杰斯说:“向外扩展是有用的。你要有诚意,要吸引他注意,一直诱导他,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。”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,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,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。“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”,他现在这么说,“在我最疯狂、最忧郁的岁月,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。”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,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。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,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婚姻“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”。罗杰斯决定读大学。“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。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,我得照顾她,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。”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——“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”——当时他二十六岁。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,“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,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,给他们更好的环境。我努力了好几年,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。”
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,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。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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