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敬畏非常,对他含蓄低调的侵入往往报以容忍的态度,也有人开始反抗,不过这批人遭到了迅速和坚决的打击。
赵进对这些“无主”荒地的占有并不是掠夺式的,而是利益分享,愿意释放出部分的红利,相较于本地地主和商人低效率的经营,赵进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往往比出让的还要大,这让赵进支持者的群体迅速扩充。
还有一点,即便赵进有了压倒性的实力,他也从不明目张胆的行事,一切对土地和财富的占有都有官方的承认,一切的杀戮和打击都尽可能的保密,尽管这些占有和杀戮尽人皆知,但在官方的口径上,这都是合法的,无人可以提出指控,只要面子上过得去,也没有人敢提出什么指控。
赵进身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张扬和虚荣,许多英雄豪杰都是在这上面遭遇了挫折,但赵进却没有,他在应该张扬躁动的时候依旧保持着老年人才会有的沉稳。
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这素质来自于王兆靖父亲王友山,或者还有部分董冰峰父亲董继科的功劳,这二位一位是徐州难得的高级文官,另一位则是中级武将,他们有丰富的官场经验和社会经验,会给赵进提出类似的建议,但这些说法并不那么让人信服,因为在那个时候,身为明帝国臣子还是既得利益者的的王友山和董继科,没有任何理由会对明帝国怀有异心。
要知道当时赵进的那些举动已经超出了赚取财富的范畴,更是实际上的割据。
明帝国政府的昏聩和无能在赵进的侵夺上反应无疑,地方官僚的反应是既然没有侵犯到实际的利益,既然城市还在自己的控制之下,既然地方上的有力人士没有任何反应,那么就没没有任何事发生,何必多此一举,况且大家都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,流民的危机被解除,灰色收入大幅增加,为何要去阻止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,赵进在明帝国的核心地带成功的实现了割据,他用的法子看起来和明帝国的卫所制度并无区别,但却将这些人口利用的极为高效,更关键的是,赵进建立了庞大的工商业,酿酒业、铁业、纺织业、造船业、盐业以及等等等等,这些规模巨大的工场一方面为他创造了巨量的财富,另一方面在工场中做工的劳力会被训练,会适应纪律,他们之间优秀的会成为赵进体系的骨干,其他人会是合格的基础。
我们都知道,大汉帝国是个实用主义的帝国,他对典籍是持轻视态度,对传统中鄙视的吏学和工商之学则很推崇,大汉帝国初代的文武官员,大多出身于赵进的工场,大多在法理上曾是赵进的“奴隶”。
这些被明帝国抛弃的难民本来会猪狗不如的死去,他们稍有姿色的妻女会被当成牲畜一样的贩卖,但他们因为赵进的收容有了温饱,然后在新的体系内有了自己的富贵和价值,自然会对赵进忠心耿耿,成为大汉帝国最坚实的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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