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声称,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,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,“包括阻碍型的疾病,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”,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。她同时又说,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神障碍的烦恼(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),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,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。其中的关键字是“必要性”——因为“必要性”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,而不在于存活。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,但打个比方说,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。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,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。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,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。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,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:一定要接受治疗的,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。
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
医生,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,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。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。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,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。但这还不够。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。“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,”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·瓦伦斯坦说:“医药是好东西,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,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。”此外,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,因此,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,像贯叶连翘即为一例;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(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)的新疗法还多。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。权威医学期刊《刺胳针》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,乔纳森·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,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,包括他所说的“基因学与资讯学”。但在眼前,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。
医药业者知道,在自由市场里,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,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,但我相信,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,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,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。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,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,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。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,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,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。任职于礼来大药厂,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·周说:“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。”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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